在著作權法上，“作者身份”就是一把金鑰匙

　　最近幾年，面臨“學術造假”、“代筆”等指控，有一些涉事的學者或作家往往主張他們無法自證清白，因而拒絕提供進一步的材料或接受獨立第三方的檢驗。學術規范領域內的自證清白問題不是著作權法所能解決的，但文學藝術作品的代筆問題卻與著作權法有著密切聯系，著作權法可以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助一臂之力。

　　在著作權侵權司法實務中，要求作者證明自己是作者，通常是沒有意義的，因為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了“如無相反證明，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”。而這個“相反證明”，在著作權侵權訴訟中，被控侵權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。

　　但是，在涉及到著作權確權之訴中，以及部分涉及到署名權的侵權之訴中，沒有在作品上署名的人(通常就是原告)主張自己是合作作者，或者自己是唯一的作者，在作品上署名的人(通常就是被告)若不承認原告的主張，就不得不“自證清白”了。

　　按照第十條第二款的規定，創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。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條進一步規定，只有那些直接產生文學、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才是創作，為他人創作進行組織工作，提供咨詢意見、物質條件，或者進行其他輔助性工作，均不視為創作。著作權法第十三條第一款還特別強調，沒有參加創作的人，不能成為合作作者。

　　一個人是否實施或參加了創作活動，是一個事實問題，需要靠證據來證明。但由于創作活動本身的特性，在訴訟過程中要證明一個人實施或參加了創作活動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一方面的原因在于，創作過程通常是不公開的，作者未必會保留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符合證據規則要求的證據。另一方面，即便作者把創作過程完整地記錄下來，也未必能夠起到證據的作用。“胸有成竹”之“竹”完全可能是別人畫好的竹子，而不是自然界長著竹子。先把別人寫好的東西背下來，對著攝像機默寫出來，大概是小學生也會玩的小把戲。

　　對于那些真正實施或參加了創作活動的人來說，即使沒有保留“底稿”或其他書面材料，仍然有辦法證明自己是作者或者合作作者。在著作權法上，“作者身份”就是一把金鑰匙。

　　我們在前面曾經強調過，在著作權法上，作者是一種身份。作者是創作者，作品是創作物，作者與作品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身份關系，就像父母子女關系一樣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在當代技術條件下，確定父母子女關系的主要手段是進行DNA鑒定(親子鑒定)。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表達，這就給作者“自證清白”留下兩條可用的途徑。一條是像親子鑒定那樣，通過專家鑒定來確定作品中的“DNA”究竟來自原告還是被告。這對于藝術作品是比較有用的。另一條途徑是，對原被告雙方分別進行詢問。作者對其作品的熟悉程度，就像父母對子女的熟悉程度一樣。不是真正的作者，就算他把作品抄下來或背下來，也不太可能像真正的作者那樣了解、熟悉作品。大學里的畢業論文答辯，相信很多人都有經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