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識產權為什么賠償低？——以“西游記音樂”侵權案為視角

面對知識產權賠償低的詰難，司法系統也是滿肚子苦水。最為常見的理由是抱怨律師不給力，無法提交判賠證據，導致法官判賠無據。還有一些法官認為，目前存在大量垃圾作品、專利和商標，怎么可能判過高賠償？

那真實的情況到底如何？

在此，筆者希望從自己剛參與過的個案視角，盡量不帶任何偏見，客觀地探究知識產權案件賠償低的真實原因。

這一案件的權利人是我國著名的作曲家許鏡清先生，他是《西游記》前25集的曲作者，涉案作品也正是耳熟能詳的《西游記前奏曲》和《孫悟空交友》（里面含有“豬八戒背媳婦”片段）。

2015年，許先生發現河南勇視影業有限公司在其制作的《西游外傳》和《西游外傳2》兩部影片中使用了涉案作品，并在愛奇藝網上播放。

筆者作為許先生的代理律師起訴了河南勇視和愛奇藝，尋求維權賠償。在訴訟過程中，我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《西游記前奏曲》的電影配樂使用許可合同，該合同的許可費為15萬元。并且，主張以此作為判賠依據，請求法院按照許可費的倍數計算賠償費用。

近日，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針對兩首作品判決了15萬的賠償額度。

可以說，這是一起判決賠償依據充分的案件，卻看似高賠，實則低賠。一方面，與那些動輒只有幾千元的音樂作品賠償相比，該案絕對是“高額”賠償了；另一方面，與作為賠償依據的涉案歌曲許可費相比，賠償又實在過低。

我們認為，該案以許可費作為判賠依據，理由是充分的。

比如，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確定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指導意見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侵犯音樂作品著作權、音像制品權利人權利的，可以按照原告合理的許可使用費確定賠償數額。

根據國家版權局《對〈關于如何確定攝影等美術作品侵權賠償額的請示〉答復的函》（國家版權局辦字（1994）第64號）中指出：“在確定侵犯攝影和美術作品等著作權的賠償額時，可以考慮按著作權人合理預期的2～5倍計算。如圖書可按國家頒布的稿酬標準的2～5倍計算賠償額。”

同樣，比照專利和商標的法律規定，以許可費倍數計算賠償額度早已成為一種通識。

然而，海淀區法院卻在判決中認為，本案與提交的許可合同約定作品使用背景、方式、范圍并不完全相同，只能把許可費作為參考。

一方面，按照判決中兩首15萬的賠償金額，去除其中律師費和公證費，作者一首歌能獲得賠償實際不足5萬，這與15萬以上交易價格相差甚遠，更不必說權利人維權所要付出的時間、精力和心理折磨。關鍵是，判決一旦生效，將沒有人愿意尋求作者許可同意，先侵權再說，侵權變成了劃算的生意，嚴重干擾了市場交易行為，使版權法實質淪為了“侵權縱容法”。

另一方面，全世界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樣的事實證據。本案許可合同證據中的作品與涉案作品一樣，使用方式一致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涉案侵權電影未公映，而是在網站上播放。我們只能猜測法院可能認為未公映影片不太賺錢，所以就要判賠低。但是，未公映的電影成本小，未必就不賺錢，公映的電影投入大，反而可能賠錢，以是否公映作為賠償高低依據很難說得通。

由此可見，律師不給力，賠償證據不充分，作品價值不高，這些傳統理由在本案中并不成立。

其實，法院之所以這樣判，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與“苦衷”，也折射出背后復雜的體制性因素。

如果判決高額的賠償，這一金額過分突兀，有可能導致法官面臨不確定的壓力。因為當前的司法極度不被信任，賠償人容易對判決的合理、合法性產生懷疑，輕則上訴，重則上訪、鬧事。面對這一現狀，我們的權力體系又沒有給法官足夠的獨立性和有效的執業保障。法官本質是底層的公務人員，而不是國家的治理精英。他們的待遇低下，獨立性差，任何來自上級的壓力和考核，都可能讓其難以承受，更何談執業保障和職業尊榮。

因此，盡力的采用法定賠償，變成了法官的避風港，成為值得推崇的“中庸哲學”。

問題是，面對權利人律師的給力證據和代理意見，又該如何有效“平衡”？其實很簡單，只要在判決書中發揚春秋筆法，不予回應，一筆帶過就可以。正如上述案件判決所體現的，法院認為提交的許可合同約定作品使用背景、方式、范圍并不完全相同。關鍵是為什么約定作品的使用背景、方式、范圍不完全相同，則不予回應。

在正常法治國家，這樣的司法文書寫作方式會被視為法官的恥辱，我們這里卻被當作一種裁判智慧，而且不受任何制約。雖然最高院一再強調裁判文書要一一回應律師代理意見，但沒有制定任何制約制度，又會有哪個司法裁判者在乎呢？

說白了，判賠低這種“中庸之道”，看似充滿“裁判者智慧”，本質是一種“和稀泥”，常常引起各方當事人不滿和不信任，上訴自是必然。

但是，司法裁判者不會擔心這樣的上訴。改判率作為一種司法考核制度，是上級法院一定要考慮和平衡的，由于判決金額通常不涉及定性錯誤，在“能維持就維持，不能維持盡量維持判決”的司法大環境下，改判難已成為業界公認的潛規則，僅僅是判賠高低的錯誤怎么可能被糾正呢？

正如該案的上訴，筆者也不會抱過高的期望。

這樣一種裁判環境，必然是侵權嚴重泛濫，權利人叫苦不迭。因此，求助于商業化維權就成為最佳選擇，卻又造成訴訟泛濫，讓法官工作量陡增。司法裁判者完全不考慮背后成因，反感商業維權，采取歧視性政策，進一步壓低判賠額度，意圖讓商業化維權無利可圖，反而造成了惡性循環。

應當說，當前整個司法系統解決維權“成本高、周期長、賠償難”的“雷聲”很大，也出臺了相關措施，不管是著作權法還是專利法的修改，進一步引入惡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、舉證妨礙等制度設計，可以說“雨點”也不小。

但是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掣肘知識產權案件判賠背后的體制性因素， 這些制度設計只不過是紙上談兵，一張空文罷了！

來源：網絡